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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日本媒体法西斯化初探

来源:http://www.henjd.com 责任编辑:www.ag88.com 更新日期:2018-08-25 15:33

  日本媒体的法西斯化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埋下了种子,在“二战”期间,这一法西斯的新闻体制发展到了极致。

  日本文明初期的国家“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公元645年的“大华革新”,确立了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12―19世纪,日本最高军事长官(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实际上控制政权达700年。①而1867―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则是一场由于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西方列强的外来压力所促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但领导这场“革命”的并不是近代资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市民阶层,而是封建大名、开明武士和天皇陛下等部分封建集团势力。这种力量的怪异组合使得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从开始就抹上了浓郁的封建色彩,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传统。如此长时间的甚至带有军事性质的中央集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神道教、中国儒学、佛学的广泛传播,造成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忠君意识,在单一民族和单一语言的有力传播下,极权主义强控机制,不断渗透到新闻传播的体制中。

  所谓“二元”结构,最为简略的概括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对立和并存的社会结构。②谈到日本,我们便可以将这种社会结构理解为以往的封建因素和近代的资本因素的长期并存与对立。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日本原有的封建统治更加顽强地存在着,继续发挥着近乎强大的“余热”,这样到1889年天皇颁布的“帝国宪法”确立了天皇君主立宪制,在此时潜在封建势力的压制下,日本近代新闻传播事业没能跳出其“魔掌”,二战时期,它最终臣服于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及日益反动的天皇的统治。

  日本近代新闻事业恰诞生于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的明治维新前后,诞生伊始便与党派斗争紧密相连。随着党派之间斗争日益加剧,日本政府并没有忽视媒体这一强大的宣传、鼓动力量,而是把它当作了操纵局势的“门阀”。19世纪70―80年代,日本朝野关于“征韩”问题所引发的分歧逐渐影响到报刊,于是出现所谓“官权派”、“民权派”、“帝政派”三大报刊阵营,各种报刊多少都卷入到党派斗争中,成为各个党派的机关报或附庸。“民权派”报纸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大批民众也加入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面对如此强大攻势,1875年,明治政府先是颁布了“新闻纸条例”,继而又制定了“诽谤法”,并制定了对记者的刑律。此后的5年内,全国有300多名记者、报人遭受罚款或拘捕的惩处,日本新闻史上出现了空前的言论恐怖时期。1883年,为了限制正当报刊的自由竞争,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条例”,征取高额保证金,迫使几十家报纸停刊。20世纪初的“白虹贯日”笔祸事件后,为了防止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滋生与发展,日本政府提高了警惕,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至此,在经过了政府的数次强力“矫正”后,日本近代新闻事业对新闻自由的渴望被一点点扭曲和荡平。到20年代后,日本报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逐步被军国主义势力所左右,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舆论开始不利于日本,日本政府也深感到广泛宣传日本大陆政策的必要性。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舆论工具,媒体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军部的重视。③为了实现既定国策,政府、军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媒体的言论控制。

  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通讯社多达200家以上。为了强化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控制,日本政府1935年着手合并通讯社。经过反复强调及多次谈判协商,最终于1936年1月1日,在“联合新闻社”和“电通”两大通讯社的基础上建立社团法人“同盟通讯社”。该社实际上完全由军部控制,其他通讯社以加盟的形式归到该社名下,并规定:凡传播新闻之电报,其发信、受信权,仅限“同盟”。从此以后,“同盟”作为唯一代表日本强有力的国家通讯社,不仅在国内发展,④还直接负责对外国际广播,从成立的当年起,使用英、法、德、西、汉语对欧洲、北美、亚太地区广播,随后扩大到使用24种语言全天候广播,积极参与法西斯轴心国的电波战。

  1932年成立了非正式的情报委员会,1936年7月1日,设立了列入管制的情报委员会。12月6日又废除了原来的内阁情报委员会,新设情报局。

  早在政府扩充、完善言论控制机构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制定管理言论的法规。作为报纸的基本法规,已有1909年5月6日公布的新闻纸法,其中规定,内务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的发售、散布并查封报社、杂志社;陆军、海军、外务各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登载有关本省事务的稿件。在1936年2·26事件后不久,为维持治安、保持军队秩序,公布、实行了不稳文书临时管理法,与此同时,内务省着手建立出版警察网。1941年3月7日制定了旨在保护政治机密的国防保安法。各种情报都被加上二重、三重的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立即制定了言论、出版、结社等临时管理法。这些言论法规的制定基本上有两个目标,一是惩治对时局“散布流言蜚语者”和“蛊惑人心者”,二是将政治性的结社、集会的活动从呈报制改为许可制。

  1938年4月1日,日中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就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其中规定:战时政府为实现国家总动员,在必要时可以根据敕令,决定有关企业的开设、托办、共同经营、让渡、废止、停办以及法人的合并、解散等。据此,从1938年到1940年,政府开始对报刊进行全面整顿――合并现有的报刊,不允许创办新的报刊。1939年,日本有大小报纸848家,到1942年,只剩下54家。⑤1941年,以“国家总动员法”为基础制定的新闻纸等刊载限制令和报业令,又从报道内容和报业经营等方面,加强了对报纸的控制。

  通过以上措施,日本政府和军部将报业、通讯社及情报机构全面统治起来,实现了所谓的“国论统一指导”的体制。日本媒体在这种严密的言论控制下,加之军国主义的威慑,逐渐地坠入法西斯的深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就有众多报刊为了迎合军国主义思潮,极力煽动战争狂热情绪,报刊和通讯社采用无线电发报、传真和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极为快速地报道日军侵略进攻中国东北、攻打上海的战况,支持政府的侵略方针。报上随处可见诸如“冰天雪地中激战的皇军”、利来国际w66娱乐平台新闻稿范文。“保卫帝国的生命线”等煽动战争的新闻标题。1932年9月16日,日本全国132家报社联名发表共同宣言,讴歌伪满洲国成立。

  进入“二战”后,日本报纸的言论里面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着眼于“大东亚战争”的成功,给战争加上正当化的理由。第二,现代报纸的言论,本来多是以国民的声音为后援,针对政府、政党而发的,与此相反,战时的社论却多是“对国民发出”的呼吁。⑥

  而战争中日本广播则表现更为极端,为了鼓吹其所谓的“日本精神”,维护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形象,完全不顾新闻真实性的本质要求,甚至大肆宣扬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的论调。

  从日本媒体步调一致地服务于法西斯的内外政策,竭力吹嘘日本“皇军”的“节节胜利”等一系列表现可见,它在制造战争舆论、使日本民众滋生盲目的战争意识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成为当时发动战争时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①《国际新闻界》,2001年12月,《论日本媒体二战时的法西斯化》,陈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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